段王学术风格略论(6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嘉庆二十年(1815),段玉裁卒。王念孙“闻之哭,谓常州陈奂曰:若膺死,天下遂无读书人矣”[18]268。 段王是乾嘉学术的顶峰,这两位挚友,辛苦一生,他
嘉庆二十年(1815),段玉裁卒。王念孙“闻之哭,谓常州陈奂曰:若膺死,天下遂无读书人矣”[18]268。
段王是乾嘉学术的顶峰,这两位挚友,辛苦一生,他们的聪明跟才智,全部贡献给了学术,值得我们永远学习,永远敬仰。
[1] 黄树先.汉藏语论集[M].武汉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2007.
[2] (清)王引之. 经义述闻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0.
[3] 刘跃进.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[J].文史知识,2010(7):25-34.
[4] (清)段玉裁.经韵楼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[5] (清)顾广圻.顾千里文集[M] 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[6] 刘盼遂.段玉裁年谱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.
[7] (清)顾广圻. 思适斋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[9] 张舜徽.清人文集别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[9] (清)王念孙.广雅疏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[10] (清)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[11] 黄树先.比较词义与文献释读[J].语文研究,2012(3).
[12] [丹麦]汤姆逊(Thomen,V.).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[M].黄振华,译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0.
[13] [法]梅耶(Meillet,Antoine).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[M].岑麒祥,译.北京:世界图书出版社,2008.
[14] Charles W﹒Morris.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[M].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: volume I. Number of Chicago Press,1938.
[15] [美]查尔斯·莫里斯(Charles W. Morris).指号、语言和行为[M]. 罗兰、周易,译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9.
[16] 齐思和.齐思和自选集[M].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.
[17] 刘盼遂.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, 791-792, 段玉裁(茂堂)先生年谱, 高邮王氏(念孙·引之)父子年谱[M]. 台北:文海出版社, 1966.
[18] 赵尔巽,等.清史稿·列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一、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: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乾嘉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,段玉裁、王念孙父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,他们的著作是朴学的代表作,是经典之作。段王并称,表明他们的学问有很大的一致性。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们的著作,就会发现,段王的学术风格有较大的差异。在2007年出版的《汉藏语论集》的后记中,有一段文字说明了我们对段王学问的理解。先抄录如下:在乾嘉学者中,段玉裁、王念孙父子都是我们崇拜的学者,他们的著作我们都认真学习过,可是在段王之间,我们更喜欢段玉裁。不同的学者对段王的态度不相同。其实,段王是难以分出高下的,可是段王的学术风格是不一样的。王氏父子的学问精深,他们的研究,他们的结论是无懈可击的。他们精辟的论述简直让人拍案叫绝。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,他们把研究推向了一个让人敬畏的高峰——从此以后,这些领域好像没有东西可做了。段玉裁不同,他的研究给人很多的联想,很多的启发。有人说段玉裁不严谨,他的研究有许多的纰漏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段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学者。自然科学据说也是如此。杨振宁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学校做了演讲《美与物理学》。他的演讲稿我至少在三个地方读到:《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》(第三卷,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,1999年),《中华读书报》1997年9月17日,《文汇报》2001年5月8日。在这篇演讲稿中,杨振宁先生比较了20世纪两位大物理学家狄拉克和海森堡。狄拉克和海森堡是同时代的学者,海森堡只比狄拉克大一岁。这两位大物理学家的风格是不同的。杨先生认为:海森堡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朦胧、不清楚、有渣滓,与狄拉克的文章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读了海森堡的文章,让人惊叹他的独创性,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,没有做干净,还要发展下去;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,也会让人惊叹他的独创性,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发展到了尽头,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。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的感觉,海森堡的文章则完全不同,二者对比清浊分明。我们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堡的文章,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,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的、有渣滓、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。(《文汇报》2001年5月8日)巧得很,王念孙跟段玉裁也是同时代的大学者,段玉裁(1735—1815)比王念孙(1744—1832)年长9岁。王氏父子的文章严谨、纯正。在《王氏四种》里,我们最喜欢、佩服的是《经义述闻》,不论是里头的“家大人曰”,还是“引之谨案”,无一不精彩。我们看其中的《诗经》部分,150条,有哪一条不精彩?用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来形容王氏父子文章的风格是很恰当的。段玉裁的文章,博大精深,气势恢弘,有时难免会泥沙俱下。我们如果还是拿秋水来做比喻的话,可以借用唐人王勃的两句诗来形容,那就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我们赋予“秋水”“长天”一些新意,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正可以用来表达段玉裁文章的风格特色。[1] 327-329杨振宁先生所谈到的海森堡、狄拉克的风格,不仅仅是文章风格。透过文章的风格背后是他们治学的方法、旨趣的不同。段玉裁跟王氏父子的学术风格,确实有明显的不同。成熟的学术,必然有成熟的方法;不同的治学理念,形成不同的风格。一个学科,其成熟的标志很多,但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不可或缺的,那就是,在一个学科的内部应该形成风格不同的学派。段王的学术风格形成于清代朴学的巅峰,他们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异,但其学术水准难以分出高下。西方有众多的学派,中国古代有不同的学派,包括经学的、理学的、小学的。同一个学派,其学术风格也不一样,很值得我们研究。二、段王文风:冲和内敛与汪洋恣肆文章风格,指的是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,也应该包括文风,除了文章里的遣词造句等语言文字的习惯,还应该包括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品质、风度气质、为人态度等。后者的内涵更深,更能体现出文章的风格。阅读段王的文章,可以感觉到段王的文风应该特别独立出来,值得我们仔细研究。先看王氏父子的文风。高邮王氏四种,每一种均是精品,但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更令人推崇。《广雅》收集的大多是很冷僻的字词,《尔雅》类似于现在学生考英语等级的四级词表,而《广雅》是在《尔雅》的基础上拾遗补缺,收的是难字僻义,是六级词表。《读书杂志》里讲《淮南子》之类的书,也不是常见的书。注释这类相对冷僻的字书要很高的学养,研究这些古代的经典,也很不容易。但是在经学昌明的乾嘉,儒家经书对于明清的学者来说,是他们的日常功课,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诚如阮元在《经义述闻序》所说:“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。经自汉晋、以及唐宋,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。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……”[2]1常见的书,能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错误,更需要过人的眼光。这是《经义述闻》值得推崇的原因。王氏父子的文章,发现颇多,见解高明。如此多的高见,在他们的书里,娓娓道来。他们的文章写得舒缓自然,语气平和,形成了冲和内敛的风格。王氏的著作,那么多的发现,那么多的新见,今天读来,仍不免令人产生一股冲动,激动不已,甚或要拍案叫奇。奇怪的是,王氏父子的这么多发现,发现了这么多多年来一直被误解的东西。这些疑难问题,到王氏父子手里,一一解决。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,把它们写出来,照理来说,他们应该激动,应该兴奋。多么了不起的发现。让人诧异的是,他们把这些发现写出来,很平静地写出来,写得如此冷静,冷静到了极致,似乎这些发现跟他们无关,就像不是他们发现的。也许在他们看来,经典原本就是这样讲,有什么奇怪的呢?在他们眼里,这些原本就不是什么发现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段玉裁的风格,明显地不同于王氏父子。相较于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,段玉裁的风格显得汪洋恣肆。对于自己的看法,段氏有时过于自信,对他人的看法,否定过于直接。在段注《说文》里,“浅人忘改”之类的表述很多。段玉裁的这种过于自负的文风,难免会得罪人。段玉裁与顾广圻交恶,也许跟段玉裁的这种风格有关。刘跃进先生《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》对于这段公案有很详细的介绍。[3]段玉裁比顾广圻大31岁,依现在的学术辈分看,至少相差两到三代。段、顾原本关系较为亲密,段玉裁原本也非常赏识顾广圻。两人交恶,看起来就是对一个字的理解不同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虞庠在国之西郊”一句,顾千里认为是“西郊”,段玉裁认为应是“四郊”。两人争论的时间是嘉庆十二年(1807),当时段玉裁73岁,顾广圻42岁。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《答顾千里书》:“凡校书者,欲定其一是,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,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、夸能考核也。……今足下为《礼记考异》,既不敢折衷各本,乃欲谈是非耶?果能谈是非,则何不折衷定本也?足下昔年为《列女传》、《国语》校语,尚就正于仆,故虽略而谬误尚少。今乃自谓学识已到十分,《国策》之谬已多可议,《礼记考异》袭诸所闻者则无误,其余展卷可摘,尚未徧读也。”[4]299这些措辞过于激烈。顾广圻作《礼记祭义郑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考异》回应,认为“四郊”当作“西郊”,并谓“浅人多所不憭,故条说之”[5]74,论战升级。顾广圻与段玉裁之争,当事的双方,可能有性格上的问题。刘盼遂先生说,段玉裁在嘉庆十二、十三年(1807-1808),“与顾千里起争端,至今讫莫能判其曲直。然考千里之为人,平生交游,如黄荛圃、刘金门、严铁桥、吴山尊,皆其至友,而不能有终。其失礼于先生,盖亦常态,无足怪者”[6]37-40。李兆洛所撰顾千里墓志铭特别提到了两人的恩怨,是另一番的说法:“向闻先生与金门学使、懋堂大令以言语牴牾,窃疑其盛气难近,及见之,进退粥粥,词色妪煦,知先生徒以悫愿自守,而狭中护前者不能无所忤也。”[7]3李兆洛明显偏袒顾千里。段玉裁早年就气盛,在家乡金坛,遭“横逆”,跟其性格或不无关系。到了晚年,因其性情屡以文字招祸。段、顾交恶的前四年(嘉庆九年,1804),严元照在段玉裁府上见到玉裁“词气激直”,“凌厉挥斥,令人无所措手足”的书信底稿。这是段写给王绍兰的。王此前允诺出资刻《说文解字注》,因为没有兑现,遭到段的呵斥。严元照致书段玉裁,劝其“润色元稿,微词缓讽,使之自知悟焉可也”。严信载《悔庵学文集》卷一,《段玉裁年谱》嘉庆九年节录。王绍兰比段玉裁小20岁。王氏后来撰写《说文段注订补》,深诋段氏。刘盼遂先生说段玉裁“倔强负气,以言词笔札致嫉者”[6]37-40。后人评价,对段氏也颇有微词。张舜徽先生在《清人文集别录·经韵楼集》中评价说:“连篇累牍,至于毒詈丑诋,有如悍妇之斗口舌。以七十余岁老翁,不惜与后生校短长、角胜负,至于如此,亦未免盛气凌人矣。”[8]227学术界大牌学者,到了学术的顶峰,学术声望日隆,到了晚年,名气大了,脾气更大了,更容易意气用事。这种现象在每个时代都有,好像越到乱世越是明显。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令人服膺,段氏的学风则是应当力戒的。段王文章风格的不同,还可从他们对自己著作的自我评价看出来。王念孙注释《广雅》自序里头有这么几句话:“(曹)宪所传本即有舛误,故音内多据误字作音。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诸书所引其误亦或与今本同。盖是书之讹脱久矣。今据耳目所及,旁考诸书,以校此本。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,脱者四百九十,衍者三十九,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,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,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,辄复随条补正,详举所由。”[9]王序2纠正前人的错误,说得如此的轻描淡写。段玉裁注完《说文》后,在许慎的序言后面,添加了一段自传性的文章,这是效仿前人,比如太史公自序就属于这类文字。段氏在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文字:“故《说文》《尔雅》相为表里,治《说文》而后《尔雅》及传注明,《说文》《尔雅》及传注明,而后谓之通小学,而后可通经之大义。始为《说文解字读》五百四十卷,既乃檃栝之,成此注。发轫于乾隆丙申,落成于嘉庆丁卯,剖析既繁,疵颣不免。召陵或许其知己,达者仍俟诸后人。”[10]784说《说文》明,而小学明,而经学明,虽说不免有自我标榜的嫌疑,但也说出了《说文》的重要性。说“召陵或许其知己”,也符合实际,但从段玉裁的口中说出,仍有自大之嫌。段氏在给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作的序里说:“怀祖氏能三者相求,以六者相求,尤能以古音得经,盖天下一人而已。假《广雅》以证其所得。其注之精,再有子云,必能知之。”[9]段序1段氏说再有子云,必能知怀祖之学,是对朋友的褒奖,这样措辞倒是恰当。三、段王之学与现代语言学段王是乾嘉代表学者,他们的学术风格不同,但都是学术顶级专家。他们深谙语言学精髓,学术思想跟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。现代语言学跟文献解读的关系,用这么一段引语可以说明: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关系密切,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有赖于语文学。梅耶曾说,要确定过去的语言情况,语言学家应该利用最正确、最精密的语文学;在语文学的精密上每有一次进步,语言学家才可以有一次新的进步(《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》)。反过来说,语文学要进步,也必须依赖现代语言学。文献解读可从很多方面来做,比如历史考察,或运用哲学方法,如阐释学。但作为语言工作者,我们应该从语言学出发,运用最新的语言学成果来解释文献。语言学有多个分支学科,本文重点谈语义跟文献的关系,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是对文章的理解,其落脚点就在语义。乾嘉诸老早就明白语言跟文献的这种密切关系。乾嘉以迄民国初年,学者多从小学入手来研究经史。段玉裁引述戴震的话:“昔东原师之言:‘仆之学,不外以字考经,以经考字。’余之注《说文解字》也,盖窃取此二语而已。”(陈焕《说文解字注》跋)段氏又有《诗经小学》,以小学解读《诗经》。这种研究思路跟现代理念很吻合。罗常培、董同龢先生主张用现代语言学来研究训诂学(《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》,《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》,台北食货出版社,1974年)。黄季刚先生说,段注《说文》主旨,在以经证字,以字证经。又谓段玉裁以经证字,以字证经,为百世不易之法(《文字学笔记》)。所言是也。[11]段王的学术,关注的是经典,是语文学的研究。但是他们的研究,以语言学为基础,强调语音的重要性,使得他们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语文学。其学术精髓跟现代语言学息息相关。段王有4篇重要的序跋,段玉裁、王念孙各两篇: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跋》《广雅疏证序》,王念孙的《说文解字序》《广雅疏证自序》。这四篇序跋,可以抽象出如下几条,集中反映了他们先进的语言学理念。1.小学是文献的基础。古代文献记录的是古代的语言,不管多么古老的文献,它的基础还是语言。对语言深入研究,才能把文献研究好。戴震所说的“以字考经,以经考字”,说的就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研究文献,同时也说明了文献对于研究语言的重要性。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跋》里说:“故《说文》《尔雅》相为表里,治《说文》而后《尔雅》及传注明,《说文》《尔雅》及传注明,而后谓之通小学,而后可通经之大义。”[10]788王念孙在《说文解字注序》也说:“训诂、声音明而小学明,小学明而经学明。”[10]王序1传统的语文学,从现代语言学吸收养分。同时,古典语文学对于现代语言学,也有极大的帮助。丹麦威廉·汤姆逊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》里说:“梵语和古典语言的研究对于历史比较语音学有意义,而且从自己方面来说,它从历史比较语言学那里还得到许多新的有益的推动。别的语族也被注意到了,它的详细研究又引起许多新的、充满生命力的语文学建立,这些语言学迅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,也获得了许多很重要的成果,这部分地只是由于那些语文学乃是直接出自新的语言学,以及采用了它的方法。”[12]76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关系密切,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有赖于语文学。梅耶曾说,要确定过去的语言情况,语言学家应该利用最正确、最精密的语文学;在语文学的精密上每有一次进步,语言学家才可以有一次新的进步。反过来说,语文学要进步,也必须依赖现代语言学。[13]112.形音义相为表里。音和义是语言最核心的要素,形是字形,是文字符号。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,故字形是基础,透过字形才能窥见语言的本质。段玉裁《广雅疏证序》开头就说:“小学有形、有声、有义,三者互相求,举一得其二;有古形、有今形;有古音、有今音;有古义、有今义。六者互相求,举一可得其五。”[9]段序1形音义三者互求,又强调不限形体,更加关注的是语言本身。这一点更值得我们重视。音和义是语言问题,形是文字问题,属于另一套符号系统。王念孙说“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,引伸触类,不限形体”,“不限形体”,就是不被字形所限制,强调的主要是语言本身。这个认识更加高明。3.形音义,三者互求。这是重视语言的整体研究,是乾嘉时代的三个平面理论。国内语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主张句法、语义、语用的结合,提出了三个平面的理论。从来源上看,这个理论据说来自西方语言学。美国的查尔斯·莫里斯(Charles William Morris)指出:语用学、语义学和句法学是符号学的三个部分。[14]10后来又在《指号、语言与行为》中指出:“当我们把这三种研究应用到语言上,就构成了语言科学的三个主要部分。”[15]261-263有学者指出,国内的三个平面的理论,受符号学的影响,但又与符号学三个部分的理论有明显的区别,主要表现在:三个平面的理论是针对语法研究的,而符号学三部分则是针对整个语言学的。段玉裁的音义相为表里,三者互求,六者互求,是语言研究的整体观,跟莫里斯的符号学的观点,倒是更加一致。4.诂训之旨,本于声音。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自序》说“诂训之旨,本于声音”,是讲他自己用这个观念来整理《广雅》。他在《说文解字注序》,首先表彰段玉裁:“吾友段氏若膺,于古音之条理,察之精,剖之密,尝为《六书音均表》,立十七部以综核之。”[9]王序1段玉裁《广雅疏证段序》说:“怀祖氏能三者相求,以六者相求,尤能以古音得经。盖天下一人而已。”[9]段序1段氏表彰的是他的朋友,也是夫子自道,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人类的自然语言,首先是有声语言,通过语音来传达语义。段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,参悟到语音,尤其是上古音的重要。要解读前秦文献,必须研究先秦的语音。段玉裁撰写了《六书音均表》,把这些成果贯穿到《说文注》、《诗经小学》等多种著作中。王念孙亦精于古音学,分古韵为22部。段王是训诂大师,他们首先是古音大家。5.古今者,不定之名。段玉裁《广雅疏证段序》上说“古今者,不定之名”。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这个语言观得来殊不易。许慎批评汉代的诸生,说他们竟然宣称文字是“父子相传,何得改易”,语言文字,一代一代地相互使用,怎么会发生改变呢!时代不同,语言不同。段氏接着说:“古今者,不定之名矣,三代为古,则汉为今;汉魏为古,则唐宋以下为今。”[9]段序1古今是个相对的概念,对于不同的时代,古跟今是不同的。段玉裁时刻铭记这个道理,在不同的地方,反复表达这个意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卷三“谊”字条下,段氏说:“古今无定时,周为古,则汉为今;汉为古,则晋宋为今。随时异用谓之古今字。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,小篆隶书为今字也。”卷五“今”下注曰:“今者对古之称,古不一其时,今亦不一其时也。云是时者,如言目前,则目前为今,目前已上皆古;如言赵宋,则赵宋为今,赵宋已上为古;如言魏晋,则魏晋为今,魏晋已上为古……故今者,无定之词。约之以是时,则兼赅矣。”有了这么明晰的时代观念,段王的研究才能得心应手,左右逢源。我们现在还常常把几千年的语料放在一起,以为“古代汉语”就是一个时代的东西。我们应该向段王学习。四、段王之学与现代学术思潮上面讲的5点,主要是在小学方面的突出表现。下面简单介绍乾嘉以来的治学传统。前面已经说过,段王的学术风格有差异,但学术精神是一致的。这种优良的学术精神,一直传沿下来。段王的治学特点,有三点是共同的,值得我们发扬光大。1.通其条贯,考其文理。段玉裁批评研读《说文》的前辈,说他们“多不能通其条贯,考其文理”。“条贯”“文理”,是条理,是体系,是一以贯之的思想,是圣贤倡导的“道”。王念孙说“训诂之道大明”,说的就是这个“道”。王念孙说:“吾友段氏若膺,于古音之条理,察之精,剖之密”,又说他“于许氏之说,正义借义,知其典要,观其会通”。“条理”“典要”,都是可以立为定准的东西,“不易之辞”,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。“会通”是融会贯通。能融会贯通,不特三者互求,六者互求,并可会之于心,应之于手。世上之事,原只有一理。王念孙在《说文解字注序》里说:“若夫辨点画之正俗,察篆隶之繁省,沾沾自谓得之,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,茫乎未之有闻,是知有文字,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。其视若膺之学,浅深相去为何如邪!”[9]王序1明白了段、顾之争,就能明了这段话的深意。这里说了“通例”的重要,但并没有说校勘等基础工作不重要。当然,即使辨正有得,亦不可沾沾自喜。2.扎实的基础工作。知其典要,观其会通,是抬头望路;“道”固然重要,然不能束书不观,空谈“理”。做学问,还得低头拉车。段王的学问,皆是苦心孤诣,辛勤寻求,千辛万苦得来的。段玉裁注释《说文》,先做长编。注释从基础工作做起,“因悉心校其讹字,为之注,凡三十卷”(《说文解字注跋》)。王念孙自述其注释《广雅》,亦从校勘开始,“今据耳目所及,旁考诸书,以校此本”。既有理论,又能运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具体的问题,这是乾嘉以来的优秀传统,正如《汉藏语论集》后记里的一段话所评述的:我很喜欢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的风格:不张扬,不卖弄,简洁洗练。文章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理论的述说,材料—论述—结论。把其前后的文章拿来,就会看到一条红线贯穿其中。这条红线就是他的思想,他的理论,他的灵魂。[1] 333从段王到观堂,坚持的都是这样优良的学风,既有理论高度,又有扎实的研究。大处着眼,小处入手,用具体的研究贯彻他们的思想。这种扎实的学风,主要表现就是,当他们悟出了某个理论或方法时,不是奢谈理论,而是把这个理论或者方法,用具体的、大量的材料来证明,坐实他们的这个设想。段王的理论是了不起的,要真正欣赏他们的理论,必须认真反复阅读他们的著作。因为这些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,贯穿在他们的著作中。在他们的这几篇短序里,引而不发,语焉不详,读者难以领略其精髓。要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,得认真看他们的著作。学术界也有另一类学者,跟段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。乾嘉时期,跟段王同时代的章学诚,想法很多,思想超前,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地位。学者或因其议论多,实干少,而颇有微词。齐思和就如此评价实斋:“他因厌薄考据,不免专讲体例而不讲事实。史学而不重事实,独断别裁,从哪里表现呢?他因不愿做考据工作,所以一部史书也没有作出,他所修的几种方志,也往往论体例的话多过事实,并且有的时候不免因迁就体例而往上凑材料,殊难令人满意,并且他的议论,初看惊人,实甚肤浅。”[16]178“初看惊人,实甚肤浅”,评述尤为中恳。专讲体例,空谈理论,早已成为当下的主流做法。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。3.一心向学,孜孜不倦,持之以恒。理论重要,动手研究更重要,尤其重要的是恒心,而有恒心的基础,可能是对学术的喜爱。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段玉裁注释《说文》,“发轫于乾隆丙申(1776年,段玉裁42岁),落成于嘉庆丁卯(1807年,73岁)”,前后用了32年,又过了8年,到嘉庆二十年(1815)五月才刊成,是年九月,段氏辞世,得年81岁。王念孙疏证《广雅》,自谓“不揆梼昧,为之疏证,殚精极虑十年于兹”。《广雅疏证》书成于乾隆六十年(1795,王念孙52岁),刘盼遂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》说:“《广雅疏证》,历七载又半,遂全部告成矣。”[17]33王氏说的十年,只是个约数。乾隆四十一年(1776,33岁),王念孙谢绝人事,独居于祠畔的湖滨精舍,以著书为事,著作甚多。刘盼遂有一段很好的分析:“以上诸书即为《广雅疏证》之长编,殆无不可。若夫《读书杂志》《经义述闻》诸作,斯亦贾《广雅疏证》之余勇。”[17]268照刘氏的说法,王念孙从33岁起,一直到年近90去世,一生都在围绕《广雅疏证》收集资料,著书立说。五、段王友谊段王是苏北人,又都师事戴东原,两人的关系自然不同。但是,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迥异,出身仕宦不同,为学兴趣也有不小的差异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,只有共同的学术兴趣,是共同的学术把两人密切结合在一起。乾隆五十四年(1789),王念孙任山西道御史、京畿道御史。是年8月,段王二人在京城首次会晤。这一年,段玉裁55岁,王念孙46岁。刘盼遂先生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》是年记载,两人见面,“快谈一切,恨相见之晚。段君见《广雅疏证》,爱之不能释手,曰:予见近代小学书多矣,多与古韵违异。此书所言声同声近,通作假借,揆之古韵部居,无不合,可谓天下之至精矣”[17]33。其实,《广雅疏证》是年只写成一卷。次年八月,段玉裁作《广雅疏证序》,而《疏证》只完成了两卷,到乾隆六十年,全书才告成。嘉庆二十年(1815),段玉裁卒。王念孙“闻之哭,谓常州陈奂曰:若膺死,天下遂无读书人矣”[18]268。段王是乾嘉学术的顶峰,这两位挚友,辛苦一生,他们的聪明跟才智,全部贡献给了学术,值得我们永远学习,永远敬仰。[参考文献][1] 黄树先.汉藏语论集[M].武汉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2007.[2] (清)王引之. 经义述闻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0.[3] 刘跃进.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[J].文史知识,2010(7):25-34.[4] (清)段玉裁.经韵楼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[5] (清)顾广圻.顾千里文集[M] 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[6] 刘盼遂.段玉裁年谱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.[7] (清)顾广圻. 思适斋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[9] 张舜徽.清人文集别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[9] (清)王念孙.广雅疏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[10] (清)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[11] 黄树先.比较词义与文献释读[J].语文研究,2012(3).[12] [丹麦]汤姆逊(Thomen,V.).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[M].黄振华,译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0.[13] [法]梅耶(Meillet,Antoine).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[M].岑麒祥,译.北京:世界图书出版社,2008.[14] Charles W﹒Morris.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[M].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: volume I. Number of Chicago Press,1938.[15] [美]查尔斯·莫里斯(Charles W. Morris).指号、语言和行为[M]. 罗兰、周易,译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9.[16] 齐思和.齐思和自选集[M].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.[17] 刘盼遂.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, 791-792, 段玉裁(茂堂)先生年谱, 高邮王氏(念孙·引之)父子年谱[M]. 台北:文海出版社, 1966.[18] 赵尔巽,等.清史稿·列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文章来源:《民族语文》 网址: http://www.mzywzz.cn/qikandaodu/2021/0128/328.html
上一篇: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
下一篇:近四十年来《民族语文》刊载的傣泰语言研究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