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王学术风格略论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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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王氏父子的文章,发现颇多,见解高明。如此多的高见,在他们的书里,娓娓道来。他们的文章写得舒缓自然,语气平和,形成了冲和内敛的风格。王氏的
王氏父子的文章,发现颇多,见解高明。如此多的高见,在他们的书里,娓娓道来。他们的文章写得舒缓自然,语气平和,形成了冲和内敛的风格。王氏的著作,那么多的发现,那么多的新见,今天读来,仍不免令人产生一股冲动,激动不已,甚或要拍案叫奇。奇怪的是,王氏父子的这么多发现,发现了这么多多年来一直被误解的东西。这些疑难问题,到王氏父子手里,一一解决。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,把它们写出来,照理来说,他们应该激动,应该兴奋。多么了不起的发现。让人诧异的是,他们把这些发现写出来,很平静地写出来,写得如此冷静,冷静到了极致,似乎这些发现跟他们无关,就像不是他们发现的。也许在他们看来,经典原本就是这样讲,有什么奇怪的呢?在他们眼里,这些原本就不是什么发现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段玉裁的风格,明显地不同于王氏父子。相较于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,段玉裁的风格显得汪洋恣肆。对于自己的看法,段氏有时过于自信,对他人的看法,否定过于直接。在段注《说文》里,“浅人忘改”之类的表述很多。
段玉裁的这种过于自负的文风,难免会得罪人。段玉裁与顾广圻交恶,也许跟段玉裁的这种风格有关。
刘跃进先生《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》对于这段公案有很详细的介绍。[3]段玉裁比顾广圻大31岁,依现在的学术辈分看,至少相差两到三代。
段、顾原本关系较为亲密,段玉裁原本也非常赏识顾广圻。两人交恶,看起来就是对一个字的理解不同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虞庠在国之西郊”一句,顾千里认为是“西郊”,段玉裁认为应是“四郊”。
两人争论的时间是嘉庆十二年(1807),当时段玉裁73岁,顾广圻42岁。
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《答顾千里书》:“凡校书者,欲定其一是,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,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、夸能考核也。……今足下为《礼记考异》,既不敢折衷各本,乃欲谈是非耶?果能谈是非,则何不折衷定本也?足下昔年为《列女传》、《国语》校语,尚就正于仆,故虽略而谬误尚少。今乃自谓学识已到十分,《国策》之谬已多可议,《礼记考异》袭诸所闻者则无误,其余展卷可摘,尚未徧读也。”[4]299这些措辞过于激烈。
顾广圻作《礼记祭义郑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考异》回应,认为“四郊”当作“西郊”,并谓“浅人多所不憭,故条说之”[5]74,论战升级。
顾广圻与段玉裁之争,当事的双方,可能有性格上的问题。刘盼遂先生说,段玉裁在嘉庆十二、十三年(1807-1808),“与顾千里起争端,至今讫莫能判其曲直。然考千里之为人,平生交游,如黄荛圃、刘金门、严铁桥、吴山尊,皆其至友,而不能有终。其失礼于先生,盖亦常态,无足怪者”[6]37-40。李兆洛所撰顾千里墓志铭特别提到了两人的恩怨,是另一番的说法:“向闻先生与金门学使、懋堂大令以言语牴牾,窃疑其盛气难近,及见之,进退粥粥,词色妪煦,知先生徒以悫愿自守,而狭中护前者不能无所忤也。”[7]3李兆洛明显偏袒顾千里。
段玉裁早年就气盛,在家乡金坛,遭“横逆”,跟其性格或不无关系。到了晚年,因其性情屡以文字招祸。段、顾交恶的前四年(嘉庆九年,1804),严元照在段玉裁府上见到玉裁“词气激直”,“凌厉挥斥,令人无所措手足”的书信底稿。这是段写给王绍兰的。王此前允诺出资刻《说文解字注》,因为没有兑现,遭到段的呵斥。严元照致书段玉裁,劝其“润色元稿,微词缓讽,使之自知悟焉可也”。严信载《悔庵学文集》卷一,《段玉裁年谱》嘉庆九年节录。王绍兰比段玉裁小20岁。王氏后来撰写《说文段注订补》,深诋段氏。刘盼遂先生说段玉裁“倔强负气,以言词笔札致嫉者”[6]37-40。
后人评价,对段氏也颇有微词。张舜徽先生在《清人文集别录·经韵楼集》中评价说:“连篇累牍,至于毒詈丑诋,有如悍妇之斗口舌。以七十余岁老翁,不惜与后生校短长、角胜负,至于如此,亦未免盛气凌人矣。”[8]227
学术界大牌学者,到了学术的顶峰,学术声望日隆,到了晚年,名气大了,脾气更大了,更容易意气用事。这种现象在每个时代都有,好像越到乱世越是明显。
王氏父子的冲和内敛令人服膺,段氏的学风则是应当力戒的。
段王文章风格的不同,还可从他们对自己著作的自我评价看出来。王念孙注释《广雅》自序里头有这么几句话:“(曹)宪所传本即有舛误,故音内多据误字作音。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诸书所引其误亦或与今本同。盖是书之讹脱久矣。今据耳目所及,旁考诸书,以校此本。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,脱者四百九十,衍者三十九,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,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,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,辄复随条补正,详举所由。”[9]王序2纠正前人的错误,说得如此的轻描淡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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